1990年9月，广东韶关火车站，年近九旬的龚楚在亲属陪同下下了车。离开故乡四十多年后，他终于重新踏上乐昌的土地。地方接待工作并不简单，当地有关方面提前请示，上级明确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人民内部问题来办理。
这趟返乡之路，龚楚等了太久，也犹豫了太久。回到住处后，他将三封信分别寄给邓小平、王震和杨尚昆，请求获准回乡居住。侄孙龚洪水还代他给邓小平发去电报，说明老人已经回来了。
邓小平接到消息后，亲自打了电话。两人早年曾在红七军共事，一个是政治委员，一个是参谋长。电话接通时，双目几近失明的龚楚双手握住听筒，听见熟悉的声音后失声落泪。此刻的相逢，背后压着的并不是普通的故人重逢，而是一段充满分岔的革命经历。
龚楚原籍广东乐昌。年轻时，他参加过粤军，后来接触进步刊物，于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凭借较早接受军事训练、熟悉部队组织的优势，他在农民运动和地方武装建设中很快崭露头角。
1927年南昌起义时，龚楚担任贺龙部队基层政治职务。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部进入宜章，龚楚参与地方武装改编，并在部队向井冈山转移时担任前导。朱德部与毛泽东部会师后，他进入红四军领导层，曾任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党代表，并参加前委工作。
在一些当时的文件和称呼中，龚楚曾与毛泽东、朱德并列，被称为“朱毛龚”。这说明他并非普通干部，而是红军早期的重要骨干。后来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邓小平担任政治委员，龚楚出任参谋长，两人由此形成了较深的工作联系。
问题也在这段上升期埋下了。龚楚资格老、军事经验多，性格中有明显的自负倾向。1933年，他对革命前景表现出消沉情绪，曾受到组织批评，并被安排接受教育。遗憾的是，这次处理没有根本消除他的动摇。
中央红军长征后，南方各地留下的部队处境极其困难。1935年，龚楚在湘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与上级失去联系后产生了叛逃念头。此后，他投向国民党，并以熟悉红军组织、人员和行动方式为资本，协助敌方搜捕游击队。
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他企图接近陈毅、项英之时。龚楚带着三十多名国民党武装，伪装成红军游击队，还故意制造“击退敌军”的假象，以此骗取地方游击队的信任。随后，他提出要把陈毅、项英接来“加强领导”。
信送到后，项英一度准备见面，陈毅却盯住了信中的四个字：“加强领导。”
这四字看似平常，放在龚楚身上却显得反常。陈毅熟悉他的性格和资历，知道此人向来强调自己是老资格。一个刚刚声称取得胜利、又掌握武装的人，突然请陈毅、项英来“加强领导”，语气变化太大，反而令人警觉。
陈毅当即劝阻：“斗争是残酷的，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吧。”这次谨慎，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龚楚见迟迟没有回音，便改用强攻手段，召集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天井洞开会，企图一网打尽。
贺敏学到达后察觉四周戒备异常，转身逃离时遭到枪击，身中数弹后滚下山坡。会场内的人员也很快明白受骗，奋力抵抗。由于敌人事先布置，五十多名同志牺牲，只有少数人突围报信。
龚楚后来继续配合国民党军队搜捕湘南游击队，造成严重损失。红军将领蔡会文被俘后坚贞不屈，最终牺牲，年仅28岁。对于这些后果，龚楚并非毫不知情，这也成为他后来始终不敢轻易回乡的重要原因。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国民党在华南的统治迅速瓦解。龚楚率部在乐昌一带接受解放军改编，之后又被安排前往香港，试图利用同乡关系做薛岳的工作。然而抵达香港后，他再次选择留下，从此以龚松庵之名生活。
在香港的四十多年里，他经商办实业，逐渐淡出政治。蒋介石也曾邀他赴台湾，试图让他参与收编香港残余武装，龚楚没有接受。到了晚年，故乡的召唤越来越强烈，法律政策变化后，他才鼓起勇气写信给邓小平，请求回乡定居。
回乡以后，龚楚本人及其亲属曾为乐昌引进资金、牵线项目，留下了一些实际事务。但这些事情不能抹去他1935年后的选择，也不能改变陈毅因“加强领导”四字而识破圈套的那一刻。那封信最终被保存下来，成为南方游击战争中一次生死判断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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