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集大成的时代，在笔记小说整理与编纂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太平广记》这样规模宏大的类书，还诞生了一批选择精严、编排有序的笔记小说总集，《绀珠集》便是其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绀珠集》的编纂背景，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绀珠集》十三卷。右皇朝朱胜非编百家小说成此书。旧说，张燕公有绀珠，见之则能记事不忘，故以为名。”[1]
这一记载不仅说明了该书的规模和编者，还解释了书名的由来——“绀珠”典故出自唐代张说，寓意为“见之则能记事不忘”。
然而，该书的编者及成书过程在历史上也存在争议，书首宋王宗哲原序称《绀珠集》“不知起自何代”[2]，为这部笔记小说总集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绀珠集》成书于南宋绍兴七年（1137）以前，全书十三卷，摘录了《穆天子传》《酉阳杂俎》《山海经》等一百三十七种古籍的片段。其体例与曾慥《类说》相近，但在去取之间又有自己的特色。
尽管《类说》引书数量达到二百六十一种，几乎是《绀珠集》的两倍，但“其去取颇有同异，未可偏废”。
更为重要的是，《绀珠集》所依据的版本多为古本，其中许多文献在后世已经散佚，这使得它成为辑佚校勘的重要文献渊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发展流变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本文将从《绀珠集》的成书与作者考辨入手，进而探讨其在笔记小说史上的地位，分析其在笔记小说文献整理中的价值，最后阐释其在小说观念及类书丛书演变中的自身价值。
通过多维度审视《绀珠集》的学术意义，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这部宋代笔记小说总集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关于《绀珠集》的编辑者有不同说法。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已经肯定编纂者是朱胜非。是两宋之际的重要政治人物，据《宋史》记载，他“以绍兴二年入相，既罢后，以五年起知湖州，后引疾归，废居八年而卒”[3]。
朱胜非具备编纂《绀珠集》的条件。然而，书中王宗哲的序言却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说法，这使后人对晁公武的记载产生了疑问。
然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绀珠集》十三卷（内府藏本）。不著编辑者名氏。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有《绀珠集》十三卷，称为朱胜非编百家小记而成，以旧说张燕公有绀珠，见之则能记事不忘，故以为名。其所言体例卷数皆与今本相合，则此书当为胜非所撰。”[4]
现代学者赵龙也在其《略论〈绀珠集〉版本及其价值》提出了解释：“就晁氏《读书志》成书经过而论，其著录《绀珠集》云朱胜非撰，陈氏亦踵其说，二说或皆不误。《绀珠集》当为朱胜非随手抄录日积月累，编辑成册。”[5]作者为朱胜非当无疑。
从成书背景来看，《绀珠集》的出现与宋代笔记小说类书的编纂风尚密切相关。宋代文化繁荣，印刷技术发展，使得类书编纂成为一种学术风尚。
《绀珠集》的编纂目的，王宗哲原序中提及“建阳詹寺丞出镇临汀，仆幸登其门。一日出示兹集，俾之校勘讹舛，将命工镂版，以广其传”，说明当时是为了便于知识的传播与保存。
王宗哲原序阐述了编纂动机：“试尝仰观乎天文，俯察乎地理，凡可以备致用者，杂出于诸子百家之说。枝分泒别，原始要终，粲然靡所不载，诚有益于后学。”[6]
这表明《绀珠集》的编纂有着明确的实用目的——为学者提供一部汇聚百家精华的参考书。
《绀珠集》的结构编排较为系统。全书十三卷，每卷收录若干种著作，最后一卷为《诸集拾遗》，零散收录其他著作的内容。这种编排方式体现了编者的分类思想，将内容相近或体裁相似的著作安排在一起，便于读者查阅和比较。
《绀珠集》与《类说》两书体例相近，都采用“抄撮说部，摘录数语，分条件系”的方式，且成书时间相近，《类说》成于绍兴六年（1136），《绀珠集》在绍兴七年（1137）已有刊本。
究竟是《绀珠集》参考了《类说》，还是《类说》借鉴了《绀珠集》，抑或是两书有共同的来源？对两书的关联，应当更深入地研究。
《绀珠集》上承《太平广记》等北宋大型类书的编纂传统，下启南宋及明清笔记小说总集的编选之风，成为宋代笔记小说编纂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编纂特点来看，《绀珠集》采用的“摘录数语，分条件系”的方式，既是对前代类书编纂方法的继承，又开启了后世“说部钞纂”的新风尚。
（一） 承前启后的编纂特点
与《太平广记》相比，《绀珠集》虽在规模上不及，但在选材和编排上更具特色。《绀珠集》中保存的许多典籍资料是《太平广记》所未载的，这使得它在文献保存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同时，《绀珠集》成书早于《类说》，对后来的《说郛》等笔记小说总集也产生了潜在影响，形成了宋元明清笔记小说编纂的传统。
（二） 独特的去取标准与编排体例
《绀珠集》的编纂并非简单的资料汇抄，而是体现了编者独特的眼光和学术判断。从编排体例来看，《绀珠集》采用的每一书各删削原文，取其奇丽语句，存原目于条首的方式，既保留了原书的基本面貌，又突出了其中的精彩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绀珠集》在摘录文字时，并非机械照搬，而是进行了适当的整理和重组。
例如，在《诸集拾遗》中，“霜然”在文献中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词或词组，但编者却在条下注明：“月始生之貌。”[7]
这显然是编者根据自己对文献的理解而做出的归纳和概括。这种编纂方式，使《绀珠集》不仅是一部被动的资料汇编，更是一部融入编者学识和见解的著作。
（三）对后世笔记小说编纂的影响
《绀珠集》对后世笔记小说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所开创的“摘录数语，分条件系”的方式，成为后世笔记小说编纂的常用方法；与《类说》相比，两书在内容选择上各有标准，可以互为补充。
《绀珠集》中保存的大量佚文，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作为宋代笔记小说编纂的重要成果，《绀珠集》不仅反映了当时笔记小说编纂的水平，也体现了宋代士人对笔记小说的认识和理解。
《绀珠集》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源。
（一）辑佚与古本保存的价值
据统计，《绀珠集》摘引的古籍中，有二十六种唐五代典籍与十五种宋人著作多已散佚。这些佚文的保存，为我们了解这些已佚古籍的内容和面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例如，《绀珠集》中保存的《异闻实录》《南楚新闻》《邺侯家传》《谭宾录》《干子》等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内容，多为其他文献所未见。
特别是南朝梁元帝的《金楼子》一书，现存内容全部仅见于《绀珠集》，这一发现对于研究六朝文学和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绀珠集》中收录的宋人著作，如张君房《乘异记》《脞说》、钱惟演《金坡遗事》、刘斧《摭遗》、钱易《洞微志》等，也都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佚文，这些内容为研究宋代文学和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今尚存古籍的九十六种中，如《穆天子传》《酉阳杂俎》《山海经》等，《绀珠集》提供的古本异文，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书中所收所有古籍，都成为辑佚校勘的重要渊薮。
（二）校勘与文字考订的价值
由于《绀珠集》所依据的版本多为古本，其中保存的文字往往与后世通行本有所不同，这些差异对于校勘今本古籍具有重要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特别举出了两个例子来说明《绀珠集》的校勘价值：“如方言奕偞容也一条，今本注曰，奕、偞皆轻丽之貌，而此书则注云，奕奕、偞偞。又今本私策纤稚杪小也一条，此书引作私、纤、穉、杪、策，少也。证之下文，策字本次在杪字下，则此书所引为长。”[8]
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绀珠集》所保存的古本文字，有时比后世通行本更为接近古籍原貌。通过对比《绀珠集》与现存其他版本的文字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并纠正后世传刻过程中产生的错误，恢复古籍的本来面貌。
《绀珠集》所保存的其他一些文献未见的内容，可以补充现存古籍的阙文。例如，《绀珠集》中有二十条内容是在其他辑本中唯一保存的，这些独存的内容对于恢复古籍全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同时，《绀珠集》中保存的与其他文献内容相同的异文,还可以使文献典籍相互印证，为各方面的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资料。
（三） 文献考证与文本演变研究
除了辑佚和校勘价值外，《绀珠集》还为文献考证和文本演变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对比《绀珠集》和《类说》的内容，可以揭示古代类书编纂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为古籍辨伪提供依据。
同时，这种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使用这些类书中的资料，避免因引用伪书而导致的研究错误。
总体而言，《绀珠集》在文献整理方面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保存了大量佚文，提供了校勘资料，还为文献考证和文本演变研究提供了线索。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盖虽徵据丛杂，而旁见侧出，其足资考证者亦多，固未可概以襞积讥之矣。”[9]
《绀珠集》不仅是一部文献汇编，更是观察宋代小说观念和类书发展演变的重要窗口。通过分析该书的编纂体例、内容选择和分类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宋代士人对“小说”概念的理解，以及类书向丛书演变的趋势。
（一） 宋代小说观念的体现
在传统目录学中，“小说家”一直属于子部，其内涵和外延在各个时代有所不同。《绀珠集》的编纂，显示出了宋代小说观念的演进。
从收录范围来看，《绀珠集》包括了《穆天子传》《洞冥记》等地理博物类作品、《赵后外传》《杨妃外传》等传记类作品、《异闻实录》等志怪类作品、《开元天宝遗事》等历史琐闻类作品。
这种收录范围体现了宋代“小说”概念的宽泛性，凡是具有一定故事性、知识性或趣味性的作品，都被纳入“小说”的范畴。
《绀珠集》收录的作品中，有七十六种被《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收录，而被《旧唐书·经籍志下·丙部子录·小说类》收录的仅有五部。
这一对比说明，从唐到宋，人们对“小说”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内容上后代多列入笔记小说的志怪中。
宋代小说观念的演变，体现了对小说文体特性的认识逐渐深化，也为后世小说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类书与丛书的体制特征
《绀珠集》不像传统类书那样按照主题分类，而是按照原书为单位进行摘录，保留了原书的标题和部分内容。这种体制特征反映了宋代从按类编排向按书编排的转变。
明代贺荣在天顺年间刊刻的《绀珠集·跋》中指出了类书存在的意义：“君子为学致道之方,必穷六经及诸子百家言。由是以及乎穷理修身之要，六籍该贯精约，迨后诸训传及百氏之书、历代史官之记，文字之传益广，虽穷年积岁不能尽读，故有类书之编行。”[10]
《绀珠集》作为一部小型类书，既保留了原书的精华，又节省了阅读时间，体现了类书实用性的特点。
（三）个性化编纂与知识重组
《绀珠集》的编纂并非简单的资料汇抄，而是体现了编者的个性化选择和文化判断。在汇编中，不但许多摘录的文章的标题不是简单照抄旧题，或者取文中语词命名，而是用标题“隶事”，重新拟定对文章主题加以概括；对所摘录文字也在不失原貌的原则下加以适当重组，使“六经注我”，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这种个性化编纂倾向，反映了宋代士人不再满足于被动接收前人知识，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选择和重组，构建个性化的知识体系。不能仅把《绀珠集》看成摘抄，还要注意其自觉地创作表达的意义。
这种倾向，对后世的笔记小说编纂具有很大影响。后来的《说郛》《古今说海》等大型笔记小说总集，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种既保存原文又体现编者眼光的编纂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编纂的特色传统。
《绀珠集》作为宋代笔记小说总集的重要代表，在中国笔记小说史和文献学史上具有多重价值。通过对其成书背景、文献整理价值以及反映的小说观念和类书演变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绀珠集》上承《太平广记》的编纂传统，下启《类说》《说郛》等笔记小说总集的编选之风，成为宋代笔记小说编纂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尽管它与《类说》在体例上相近，但在去取之间又有自己的特色，两者“颇有同异，未可偏废”。
同时，《绀珠集》中保存的许多典籍资料是《太平广记》所未载的，即使是与《类说》相同的内容，有些文字也有所不同，这使得它在文献保存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其次，《绀珠集》在文献整理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它保存了大量已佚古籍的内容，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绀珠集》所依据的版本多为古本，其中保存的文字往往与后世通行本有所不同，这些差异对于校勘今本古籍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绀珠集》反映了宋代小说观念和类书演变的新趋势。从收录范围来看，《绀珠集》体现了宋代“小说”概念的宽泛性；从体制上看，它既具有类书分门别类的特点，又具有丛书保存整部著作的功能，反映了类书向丛书过渡的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绀珠集》的编纂并非简单的资料汇抄，而是体现了编者的个性化选择和文化判断，这种个性化编纂倾向对后世的笔记小说编纂产生了影响。
总之，《绀珠集》是一部值得高度重视的宋代笔记小说总集。它不仅在保存文献方面功不可没，也为我们理解宋代小说观念和类书发展提供了重要窗口。
今天，我们研究《绀珠集》，不仅是为了发掘其中的文献资料，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历程和文化价值。这一认识应当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绀珠集》和其他宋代笔记小说总集的指导思想。
注释：
[1]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P595。
[2] 今杨周靖主编《朱胜非集校注·绀珠集·增录》宋王宗哲《原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25，P308。
[3]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六二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P11318。
[4]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97，P1641。
[5] 今赵龙《略论〈绀珠集〉版本及其价值》一文，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绀珠集》整理与研究”（编号：126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宋笔记》编纂整理与研究”（编号：10&-ZD104）阶段性成果，P431。
[6] 今杨周靖主编《朱胜非集校注·绀珠集·增录》宋王宗哲《原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25，P308。
[7] 今杨周靖主编《朱胜非集校注·绀珠集》卷一三《诸集拾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25，P292。
[8]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97，P1641。
[9]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97，P1641。
[10] 佚名《绀珠集·跋》，国家图书馆藏本。据考，此跋当为明贺荣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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